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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曾不止一次去成吉思汗陵拜谒。座落在鄂尔多斯高原伊金霍洛旗甘德尔草原上的成吉思汗陵是一种寄托,是一种象征。人们虔诚跪拜的不是成吉思汗的肉体,而是他那在天地之间行走自如的伟大灵魂。
成吉思汗陵已经成为级别很高的旅游区,而它存在的真正意义是接受人们的祭祀。
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成吉思汗陵从移动的“白八室”演进而来。蒙古民族以及其它民族都知道成吉思汗是“秘葬”,而最早记载此事的又是蒙古“秘史”。“秘葬”和“秘史”明白无误地昭示后人:葬地是绝密的,历千古而不能破译;而祭祀则是公开的,历万代而不断。曾在一些资料中看到,“白八室”是祭祀成吉思汗的场所,而“白八室”又是可移动的毡帐,应该说“白八室”同样体现着游牧民族的特点与个性。
成吉思汗逝世的第二年窝阔台就在克鲁伦河畔为其举行祭祀活动,但对成吉思汗祭祀形成定制则始于忽必烈。1266年忽必烈在元大都太庙建立“白八室”,1270年“白八室”交由成吉思汗八大功臣之后组成的“达尔扈特”部落守护,并世袭相承。
成吉思汗祭祀虽然始于窝阔台,但“白八室”却不会与他有什么关系,因为“白八室”中包括孛儿贴夫人的灵位,而当时孛儿帖大夫还健在。从成吉思汗逝世到忽必烈建立“白八室”组建“达尔扈特”新部落40多年间对成吉思汗的祭祀虽然不会间断,但则不能确切地知道祭祀的规模和祭祀的方式。
忽必烈规定每年4次祭祀成吉思汗,而以春祭为最,每年农历3月21日是最为隆重的“查干苏鲁克”大祭。今年的这一天是公历5月9日,而我到成陵却没有看到想象中人山人海的场面,这是怎么回事呢?
成陵管理局文管科的王科长是达尔扈特人,谙熟成陵的一切。他说,今年闰2月,在2月21日的那天“查干苏鲁克”大祭就举行了。他看我仍处在疑惑中,便以一个鲜为人知的故事道破其中的奥秘:成吉思汗50岁的那年刚进正月就得了重病,久治不愈,而到农历3月20日这天,病却突然好了。成吉思汗为感谢长生天的恩赐,于第二天(即3月21日)集81匹白马之鲜奶于一桶而祭天。忽必烈记住了这个日子,也就把这个日子定为每年大祭成吉思汗的第一个日子。一般来说这个日子是不会改变的,除遇上闰2月这样特殊的年份。其实它的计算方式是从正月初一到3月21日正逢81天,不管闰不闰月,每年的第81天就是“查干苏鲁克”大祭。
原来如此。
我非常感激文管科的王科长,这位达尔扈特人的后裔。成陵大殿正中是以四大汗国巨幅地图为背景的成吉思汗汉白玉石坐像,旁边醒目的放着“不许拍照”的字样。而出于职业本能我却想有这样一张照片,王科长破例允许了,或许因为我是记者又是蒙古人的缘故吧?不仅如此,我还得以抚摸供奉在“白八室”里成吉思汗用过的金马鞍和长弓,真是荣幸致至。当我问及真伪时,王科长说,金马鞍是真的,而那张长弓则是假的。他小的时候曾亲眼见过成吉思汗那张射大雕的弯弓,是用犀牛角做的,有一人多高。犀牛角是极其珍贵的药材,这张弓在“文革”中被人锯成小块儿瓜分了。听到这儿,我又一次感到茫然,不知道该说什么,唉!
走出成陵大殿,蓝天、白云和晴朗的天空让我的心绪多少有些舒展,于是便健步走向高耸的、在风中猎猎作响的“苏勒德”。
“苏勒德”是成吉思汗大军的徽帜和旗帜。
世界上没有一次败仗都没遭遇过的“常胜将军”,成吉思汗也失败过,而且有的失败很惨。在一次惨败后成吉思汗登上一座高山,双手托举起翻过来的马鞍对长生天祈祷,忽听天空中一声惊雷般的巨响,随即一只似茅非茅的神物落到他的马鞍之中,这个神物就是今天所说的“苏勒德”。拥有“苏勒德”后,成吉思汗的大军便所向披靡,无往而不胜,在大蒙古国的形成和建立过程中,作为旗帜和徽帜的“苏勒德”功不可没。所以,在“白八室”外专有祭祀“苏勒德”的所在,而且同样是达尔扈特人来主持祭祀活动。
成吉思汗是世界伟人,他已安详地躺在大地深处777年。无论是风水先生还是现代高度发达的科学技术,都无法打扰这位长眠的伟人,肯特山前的起辇谷是永远不能破译的密码。而鄂尔多斯高原上的成吉思汗陵,则是一种寄托,一种象征。
拜谒成陵,就是叩拜成吉思汗在天地之间行走自如的伟大灵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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